滕泰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结构老化0平焊法兰

滕泰：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结构老化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近日召开，会议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明确稳增长的底线，彰显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，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对逆周期调控做出有新内涵的战略部署。

加大逆周期调控稳增长

正如会议所指出的，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，结构性、体制性、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，不仅是周期性因素，更多的长期性问题；不仅要关注总量目标，更要关注结构性目标；不仅要重视逆周期宏观调控，更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。而首先应当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”，这可以说是其他工作的前提。

目前，很多地区和产业出现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就业率下降的迹象，如果任由经济增速继续下滑，势必引发更严峻的社会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0年六项重点工作时，特别对民生保障和就业保障做出重点部署和安排，强调要发挥政府作用保基本，做好关键时点、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，强调要稳定就业总量，改善就业结构，提升就业质量，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。为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圆满收官，也需要强调稳增长的底线思维。

同时我们也要看到，逆周期调控持续加力，但并非全面发力，而是更加强调政策的结构性。

财政政策方面，大力提质增效，更加注重结构调整，提出要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，在有限的财力下，做好重点领域保障，支持基层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。值得重视的是，在传统基建领域基本饱和、空间有限的情况下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“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，加强战略性、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，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，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，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，加强市政管网、城市停车场、冷链物流等建设，加快农村公路、信息、水利等设施建设”，对基本建设的方向做出具有前瞻性的规划。

考虑到财政赤字率仍然低于3%，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，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加力空间，尤其是在上述结构性基础设施投资上，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。

货币政策方面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货币信贷、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，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，更好地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。结合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重下行压力，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保持货币供应合理充裕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要求，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还有降息、降准空间。

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要求“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”，甚至在部署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时，也要求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。如何理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？笔者认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逻辑主线去把握。

第一，当前中国经济周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供给结构的老化。在工业化的早期或中期的话，这个问题不明显，越是到工业化后期，供给结构老化的问题就越突出。中国仍处于周期的下行阶段，用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去刺激，不能说不起作用，但根本原因还是供给结构老化，必须得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动供给结构升级，才能真正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。

第二，从增长逻辑角度看，经济增长，涉及制度的条件、增长的要素和增长的技术新动力等条件。现在经济增速下行，从供给侧的改革红利来看，就是如何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来挖掘改革红利，如何通过深化土地市场改革、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(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)、人口和户籍制度改革等，挖掘新的要素红利，并通过教育、技术等新体制改革来培育新技术红利。总之，按照新供给增长模型，制度是增长的条件，土地、资本、劳动等是增长的要素，技术是增长的根本动力。供给侧改革必须从这几个方面着手，才能再续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。

第三，此前我国进行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，这种改革有优势，也容易留下一些计划经济的“砂砾”，比如对要素、产品、服务都有很多供给约束。如何取消这些供给约束，这是渐进式改革第二阶段必须做的事。国家目前在深化放管服改革，包括减税、降费、取消行政审批，这都属于放松供给约束的范畴。

总之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就是强调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，以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为目标，以消除计划经济的“砂砾”为突破口，通过培育改革红利、要素红利和新技术红利，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。

向新经济寻求新红利

在合理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，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，中央经济工作会对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做出全面部署。会议指出，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，必须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。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调整产业和供给结构，主要应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力。

首先是挖掘产业新红利，布局新经济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“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，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，完善科技人才发现、培养、激励机制。要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，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，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”。当前阶段，虽然传统产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，但是随着新技术突破和新产业爆发，必然带来更广阔的经济增长前景。从新供给的视角看，5G产业链、物联网、新能源、生物制药等新技术会成为经济结构的主流增长点，这些产业主要以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为价值源泉，而不是以加工地球资源来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产品。未来新经济产业的占比将逐步提升，这是产业发展的大趋势，也是布局投资的核心领域。

其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遇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“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。”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引导人才、技术等要素资源通过市场化的配置和流动，提升区域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。发展区域经济需要注意的是，要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、资源禀赋和已有的产业基础，明确区域发展的定位，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升级，避免出现盲目跟风、区域内重复建设等现象。

第三是抓住消费新机遇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“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。” 2018年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8.1万亿元人民币，折合5.55万亿美元，略小于美国的6.02万亿美元。预计到2023年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增长到7.75万亿美元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。考虑到中国中等收入群大约只有4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不足30%，而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通常在75%以上，中国的国内市场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。

2020年，培育和扩大内部消费市场的主要抓手，应当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释放消费潜力。十九届四中全会将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”写入了《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提出要“健全劳动、资本、土地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、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、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。”随着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扩大和收入的稳定增长，对于新产品、新服务新供给的需求将有效释放出来，在5G等新技术逐步商用的情况下，相关领域的消费将逐步兴起，同时，知识文化消费、信息消费、健康医养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消费内容和消费形式，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

2020年是“十三五”的收官之年，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决胜之年，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。只要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空间有充分的信心，把握宏观经济和政策的结构性特点，掌握工业化时代后期产业发展和价值创造的新规律，就一定能够挖掘新红利，激发新动能，为中国经济打开新的增长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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